嚴刑峻法違反誰的人權？

當臺灣社會的治安問題發生頻率增多時，社會大眾就會要求政府「治亂世用重典」，對罪犯處以重罰，以降低犯罪率。不過當要求政府重罰罪犯的民意出現時，也會有反對意見出現，說刑罰加重並不能有效遏止犯罪的發生，也有違反人權的疑慮，也因為有反對意見的存在，讓政府無法採取「用重典」的措施，因此臺灣的犯罪率無法降低。

效法西方保障人權是立意良善的，可是因為要保障罪犯的人權，無法確實讓罪犯受到實質上的懲罰。學習西方的保障人權，可是卻沒有將西方的法律精神一併移植，拿美國為例：美國人犯重罪會被判刑數十年以上甚至達百年的刑期，或是會被判終生監禁。而臺灣的刑法最多只能判處無期徒刑，可是無期徒刑卻會因為犯人表現良好而假釋出獄，頂多關個十幾年就會放出來。無法達到遏制犯罪的效果。

如果依照契約論的觀點，當每個人都遵守法律時，那就是有遵守契約可以受到保障，而違反契約時就必須受到懲罰。既然違反契約有何條件可以向遵守契約的人，講求保障人權的要求？對於遵守契約的守法者會公平嗎？對於保障違約的人是否反而是特權呢？這好像是臺灣的人權團體所忽略。

對犯法的人採取嚴厲的懲罰，應該是社會上的共識，那為何不立法通過？是每個人將來都會犯罪？如果每個人將來都會犯罪，那是不是這個國家社會有根本問題存在？那實際情況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犯罪，那為何不「治亂世用重典」？很奇怪的是，有些人會有萬一還是有人不怕重刑繼續犯法的顧慮，如果怕有人不怕重刑繼續犯法，是不是因為國家的司法機關執法不周？讓罪犯有繼續犯法的自由存在？那法律還需要存在嗎？

因為怕重刑對罪犯無效，而放棄「治亂世用重典」的主張是不明智的，新加坡是「不重人權」的良好例子：新加坡有鞭刑、絞刑的存在，他們的法律極為嚴格，可是卻讓犯罪率大幅降低，治安良好，受惠的是守法的廣大的新加坡人，「用重典」在新加坡證明是可行的，沒有怕有人不怕重刑繼續犯罪的顧慮。

當然會有人批評新加坡的嚴刑峻法是落伍的，新加坡人的守法是因為嚴刑峻法。如果一個國家要走向法治，那就應該要確實的執行法律，想要寄望人民會自動守法，那可能要回到道德社會去才行。回到道德社會就不需要嚴刑峻法。在現代社會依靠道德呼籲是行不通的。

在臺灣的社會，民眾可以因為個人因素而違法，例如：擺路邊攤、違章建築、亂停車。如果政府要取締擺路邊攤的違法民眾，民眾可以訴求要繼續生存下去的人權，政府就讓攤販合法化，或是偶而才取締路邊攤？而放棄嚴格執法，或是積極輔導路邊攤販轉業？一般民眾也很體貼的考慮到他們的經濟因素，卻忽視這是違法，且有違其他用路人的權益！

臺灣人不能只是要求政府用嚴刑峻法對付那些犯下重大惡行的人，而規避自己的犯法事實、抗議政府「打蒼蠅」的執法。無法學習西方國家人民的理性，也無法清楚認知人權的定義，是否連違法的罪犯的人權都要保障都無法定調？這或許是只學習到西方保障人權的一面，而無法學習西方人理性的思惟。這是臺灣要真正邁向法治社會、國家的矛盾和悲哀！